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中华大地上弥漫着和平的曙光，却也笼罩着内战的阴影。彼时，国民党拥有四百三十万重兵，掌控着近乎八成的广袤江山，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地盘优势，都显得遥遥领先。
而中国共产党，力量相对薄弱，许多人对其未来抱持着悲观的看法，觉得前途未卜。然而，就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贤达，却在仅仅与毛泽东两度会面之后，语出惊人地断言：“得天下者，毛泽东也！”
这番话在当时无疑石破天惊，挑战了主流的认知。究竟是何等洞察与智慧，让这位贤者发出如此掷地有声的预言？他为何能独具慧眼，看出常人所不能及的未来走向？
贤者独具慧眼
这位敢于在风云际会中发出如此断言的，正是张澜先生。他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更是朱德元帅的启蒙恩师。
在四川南充，张澜先生早年便因其渊博学识与高尚品格，被当地乡里尊称为“川北圣人”。这份声望，足以证明他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
他的视野并非局限于故土。早在1902年，张澜就远渡重洋，赴日本求学，在那里他广泛接触并深入思考了诸多新思想，为探索国家出路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然而，他因发表激进的政治言论，在1903年就被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可见其早年的思想就已十分超前且坚定。归国后，张澜先生致力于教育改革，尤其在1906年接手南充顺庆府学堂后，更是将新风带入这片土地。
正是在这里，他以其深厚的学识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启蒙了年幼的朱德。朱德正是受到张澜先生的教诲，阅读了《革命军》等进步书籍，才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足以证明张澜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辛亥革命后，张澜积极投身政治，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并先后担任了嘉陵道道尹、四川省省长等重要职务。可见，他不仅是学者，更是实干家。
即便身居要职，他依然保持着对新思想的开放态度。1919年，张澜担任《晨报》的常任董事，不遗余力地刊登支持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更为人称道的是，他拿出六万多银元的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慷慨资助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也正是通过《晨报》了解到张澜先生的思想，并对他的这一义举深感敬佩。
尽管两人当时未曾谋面，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已然通过报纸和共同的理想产生了共鸣，彼此心生敬意。五四运动后，张澜更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新文化运动，鼓励青年学生出国寻找救国之道。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张澜先生更是积极投身到抗日民主运动中。他以其在四川的声望和影响力，成功说服了四川军阀刘湘，使其毅然决然地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1941年，张澜参加并积极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就是后来的民盟。他先后就任民盟的中央执行委员，并最终成为民盟中央主席。
在1943年，张澜更是发表了著名的《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这篇文章犀利地揭露了当时国民党虚假民主、实则独裁的本质，这在国民党统治区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
当抗日战争于1945年8月终于胜利，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却骤然激化。蒋介石虽然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但其真实意图却并非是谋求真正的和平。
然而，1945年8月28日，一个值得历史铭记的时刻到来了。毛泽东抵达重庆机场，年届73岁高龄的张澜先生，不顾蒋介石的明确反对，毅然率领一众民主人士前往机场迎接。
这是毛泽东与张澜的首次见面，两位伟人一见如故。张澜此举，不仅彰显了他对和平的渴望，更体现了他对毛泽东的初步认可与信任。
仅仅两天后的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亲自前往张澜先生位于上清寺的特园居所拜访。这次拜访，无疑是两位历史性人物之间一次深入而关键的交流。
当毛泽东步入特园，他亲切地与园中劳作的雇工们一一握手，甚至包括那些手上还沾着锅灰的厨房工人，这份真诚和亲和力，令在场的张澜先生深受触动。
张澜在亲眼目睹这一幕后，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深有感触地对身边人说，毛泽东能够保持这份“初心”，这正是“士大夫所不及”的人民情怀。这成为他日后做出惊人预言的重要触媒。
在特园的深入交流中，毛泽东与张澜先生不仅探讨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更就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以及毛泽东本人的诗词创作进行了坦诚的分享。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已在文坛引发巨大轰动。柳亚子先生更是大力推荐发表，使得这首词的魅力远播海内外。蒋介石对这首词的巨大影响力感到震怒，甚至试图通过污名化来打压，然而这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
正是在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离开重庆，张澜先生对身边的人断言：“得天下者，毛泽东也！”这番话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惊世骇俗的，毕竟国共两党实力悬殊。
张澜随后解释了他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他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得天下，具备三大核心优势，这些优势是蒋介石所无法企及的。
格局决定高下
这第一个关键的优势，就是毛泽东的“格局”。这种格局，指的是一个人内心所能承载的广度与高度，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远考量。
面对内战一触即发的危局，毛泽东的心中，只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的悲悯与担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安宁。
他为了避免生灵涂炭，甘愿做出最大程度的退让，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进行谈判。这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心为民的情怀，是真正的“大格局”。
反观蒋介石，他坐拥四百三十万的精锐兵力，掌握着中国近乎八成的广阔江山。在绝对的军事和地盘优势面前，他却被一己的私欲蒙蔽了双眼。
他罔顾百姓的苦难与对和平的渴望，执意挑起内战，企图以武力独占“江山”。这种以个人权力欲望为中心，牺牲民族未来的行为，与毛泽东的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澜先生正是看到了这种本质上的区别，毛泽东心中装着的是天下苍生，而蒋介石心中装的只是自己的权力。这份心量，决定了最终的胜负。
眼界洞察世事
第二个优势，则是毛泽东的“眼界”。这不仅是指他能够洞察世事的变化，更是他超越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的战略远见。
毛泽东的眼界，始终将民族大义和国家发展置于首位。他从不为权力欲望和个人恩怨所困扰，而是强调“政治的本质在于人，重要的是要增加朋友，减少敌人”。
他深谙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便是对那些犯过错误或投降的将领，毛泽东也能展现出极大的宽容与包容，给予他们重新选择的机会。
在战略部署上，毛泽东也展现了超凡的智慧。比如在红军长征期间，面对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在四渡赤水等战役中，运用神鬼莫测的战术，成功摆脱了困境。
他能够从宏观上统筹全局，制定精准的战略，洞悉敌我双方的优劣势，最终化险为夷。这种深邃的战略眼光，使得共产党在艰难困苦中仍能步步为营。
蒋介石的眼界则显得狭隘得多。他心胸狭窄，对共产党人手段严酷，充满敌意与不信任，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他失去了广泛的民心支持。
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治军不严，纪律涣散，甚至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他们的军队时常压迫百姓、搜刮民财，被老百姓戏称为“刮民党”。
这种失去民心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其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也使得国民党政权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眼界”上的高下立判，直接决定了其领导力量的凝聚力和发展潜力。
学识震古烁今
第三个优势，是毛泽东的“学识”。这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将知识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并形成自己独特思想体系的能力。
毛泽东博古通今，其诗词文采、格调和创作水平远超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他的《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横空出世，在文坛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这首词不仅展现了毛泽东磅礴的气魄和远大的抱负，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征服了无数读者。即便远播海外，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赞叹。
蒋介石面对《沁园春·雪》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感到极度震怒和不安。他非但没有从艺术角度去欣赏，反而试图通过污名化和组织文人进行攻击来打击毛泽东。
然而，这种拙劣的政治手段，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适得其反，进一步扩大了《沁园春·雪》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凸显了蒋介石在文化底蕴和政治手腕上的不足。
张澜先生正是看到了毛泽东这种超越时代的学识和思想深度。这种学识并非简单的书本知识，而是经过实践检验、能够指导革命的真知灼见，足以赢得士大夫阶层的敬佩。
毛泽东与张澜的相互敬重并非始于重庆。早在1919年，毛泽东便通过《晨报》了解到张澜资助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义举，对他的人品和思想深感敬佩。
彼时的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而张澜则已是名声在外的教育家和民主人士。两人虽未曾谋面，但他们的思想早已通过共同的理想，彼此呼应。
这种“未相识便相知”的共鸣，预示了他们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共同理想，也为日后的历史性会晤和预言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始终坚持“亲近田垄”，将人民的苦难视作自己的责任。他们通过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严格的治军理念，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守护者。
这与国民党军队对百姓的压迫和搜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共产党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赢得了最广泛的民心支持。
当解放军即将解放重庆时，城中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为解放军架设桥梁，帮助他们顺利进城。这并非是上级的命令，而是发自内心的拥护与支持。
这感人的一幕，正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最生动的体现。国民党最终兵败如山倒，并非输在了兵力，而是输在了民心，输在了其与人民的渐行渐远。
结语
张澜先生当年在重庆特园的那个惊人预言，最终被历史的洪流所印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从相对弱小的力量一步步走向强大，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这不是偶然的幸运，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这其中，没有丝毫空泛的理论推演，而是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内在品质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无问鼎之心却最终成为领袖，正是因为他始终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他的格局、眼界和学识，共同塑造了他深厚的人民情怀，使其赢得了最广泛的拥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