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和林彪
来源：《聂荣臻将军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第二十五章
作者：聂荣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我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妄图谋害毛泽东同志，阴谋败露，驾机叛国，折戟沉沙，葬身在温都尔汗。
了解事件内情的同志们普遍思考，为何林彪这样一位总是高喊“万岁”，手不离“语录”，且自大革命时期便加入革命行列的人，竟会走上这条罪恶的道路？这无疑是一个引发深思的重大疑问。
任何事物的发展，无不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欲洞悉林彪的真实本质，便需深入探究其过往历史，以恢复其历史的真实形象，从而得出公正的结论。
而在当时，不仅绝大部分青年人和中年人不清楚林彪的历史真相，即便是参加过红军的老同志，知道林彪真实历史的也为数不多。有鉴于此，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确定，从九月二十六日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老同志座谈会。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李富春（主持会议）、陈毅、徐向前、邓颖超、蔡畅、王震、张鼎丞、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十多位老同志。会议开了二十多天，系统地揭露了林彪历史上的种种问题，分析了他的丑恶本质。我和林彪几经共事，就所知道的情况，在会上也作了几次发言。这次老同志座谈会，对帮助人们认清林彪的本质，起了良好的作用。
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我们一些老同志同林彪之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一是看到毛泽东同志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尊敬和信任，我们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我们如果再翻林彪的老账，也就不好了。
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被排在毛泽东同志之后的第一名，这就事实上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如果再说三道四就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了。
但实际上，林彪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他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起来，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后来竟图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四人帮”勾结起来，干出了数不清的罪恶勾当。下面我只谈几件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
所谓“杨余傅事件”
余立金、杨成武、傅崇碧
“杨余傅”一词，实则代指杨成武、余立金与傅崇碧三位同志。所谓的“杨余傅事件”，乃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所精心策划的一项重大举措，亦是一起令人发指的重大冤案。
1968年3月22日，两道命令突然公布于众。一道命令指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另一道命令则宣布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然而，由于林彪存有私心，故意封锁消息，导致如此重大的军队人事调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竟然一无所知。至于这一事件的具体策划时间以及筹备过程，更是无从得知。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可见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三月二十四日，人民大会堂内座无虚席，一万多驻京机关部队的官兵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了此次盛会。会上，林彪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杨成武与余立金相互勾结，意图篡夺空军领导权，意图推翻吴法宪的统治。而杨成武亦与傅崇碧联手，旨在颠覆谢富治的地位。个人的野心膨胀，他甚至图谋排挤……黄永胜以及其他与他地位相当的人物。这无疑是荒谬至极的言论。林彪甚至捏造事实，声称傅崇碧同志率领数辆载满全副武装士兵的车辆，直冲“中央文革”驻地，意图抓捕人员。他们还恶意构陷，污蔑“杨余傅”是在为“二月逆流”翻案，将其称为“二月逆流”的又一次“反扑”。
在大会开幕前夕，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同志不幸遭到拘押与监禁，此后他们遭受了极端的虐待。杨成武同志的家庭亦未能幸免，先后有三名成员遭受迫害而离世。
杨成武一家
三月二十四日，我未能出席大会，这源于三月八日我所遭遇的一次心脏病突发，那是一次极为严重的状况，我的身体花了超过六十个小时才逐步恢复。当时我居于西山，尽管他们连续三次拨打电话邀请我与会，我却只能无奈地表示，身体状况实在不允许，只能提出请假。
会议详情系叶剑英同志返程后向我透露。彼时，林彪及其同伙精心部署了会议议程。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均为政治局委员，然而，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被禁止在主席台上就座，只得坐在台下。相较之下，其他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文革”的成员则占据了主席台上的座位。显而易见，台下的这些同志存在一定问题，他们是我们可以挑战的目标。
尤其引人深思的是，林彪在讲话中特别点出“杨成武的错误主要在于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并进一步强调晋察冀并非解放军的全部，其言外之意便是指责杨成武推行所谓的“晋察冀山头主义”。在林彪发言之后，康生紧接着发言表示：“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定有势力支持，甚至可能有更隐蔽的幕后黑手。”他们一唱一和，配合得相当默契，显然意图揭露晋察冀的所谓“黑后台”。而在此背景下，我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在林彪、“四人帮”等一伙的煽动下，社会上弥漫起一股要将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资深同志全面打倒的恶劣风潮。
这套由林彪精心策划的布局，已然使得其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意图暴露无遗。首先，他采取排斥异己的策略，安插亲信，从而将军队的最高权力交予亲信掌控，以此为基础，为篡党夺权扫清障碍。其次，他利用此机会，一举推翻那些虽未落马但已被他视为障碍的老同志，彻底消除篡党篡军的潜在威胁。
获悉此事后，我深感事态的严重性。果然，自四月一日起，原本应交付给我的文件与电报均未如期送达。这一现象表明，对方已然开始采取行动。我对秘书表示：“随他们去，文件发放与否由他们决定。至于‘杨余傅事件’的真相，我至今一无所知，亦不清楚所谓的‘黑后台’究竟是谁！”
“在四月六日的通话中，我向叶群咨询：“大家所谈论的幕后黑手具体是指谁？”叶群在电话中回应道：“并没有明确指出是谁。””她并未直言那所谓的“黑后台”便是指我，却也未曾否定我非“黑后台”。当时，社会上对聂荣臻的批判声浪高涨。叶群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外界的指责已经铺天盖地，那就任由它们去，看最后倒下的是哪一位。
聂荣臻、林彪
所谓“二月逆流”
关于“二月逆流”一事，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有所明确。《建国以来党历史问题决议》已得出正确结论：
“在1967年二月左右，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身为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于不同场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当做法进行了激烈批评。然而，他们却无辜地被扣上‘二月逆流’的帽子，遭受了压制和迫害。朱德、陈云两位同志也未能幸免，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显而易见，这起事件系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制造的一桩重大冤案。
这一事件的核心特征，便是所谓的“两大闹剧”。一则事件为“怀仁堂之乱”，另一则则发生在了“京西宾馆”的喧嚣之中。
自然，这两起所谓的“大闹”事件，不过是这场矛盾的爆发节点，在此之前，矛盾早已在暗中酝酿。
昔日，我们这些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采纳的某些举措，深觉其错误之处，如……红卫兵发起的大串联运动，将原本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搅得一片混乱；他们四处宣扬“造反”的口号，导致工厂和农村的生产活动持续下滑，甚至陷入停滞；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亦难以正常推进；尤其是林彪、“四人帮”对那些曾与我们并肩作战的老干部进行了一一打压，这些老干部与我们同仇敌忾，彼此熟悉，却被他们诬陷为叛徒和特务。绝不同意。
继而，林彪与“四人帮”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蔓延至军队，意图搅动军队的稳定。红卫兵小将们起初被用作混淆视听的工具，随后却遭到反击，被定性为反革命，导致许多人被捕入狱。正是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各地武斗此起彼伏，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些问题，不可能不深思、焦虑，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
自1967年二月初起，鉴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领域引发的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中央果断决策，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每两三天举行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并邀请相关领域的负责人共同参与。然而，会议期间，老一辈革命家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分歧日益激化，直至二月十六日，一场被称为“大闹怀仁堂”的激烈冲突爆发。
怀仁堂的碰头会场情形颇具趣味。周恩来同志每次都担纲主持，理所当然地坐在会议桌的顶端。我们一众同志，包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以及我，常习惯性地落座于桌子的一侧。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的“文革派”成员，亦自然而然地聚集于另一端，形成了一种“两军对垒，壁垒分明”的态势。
在二月十六日之前的数日，叶剑英同志在一场会议上，面对陈伯达等人，如此说道：你们使党的秩序混乱，政府、工厂陷入动荡，这还不足以满足你们，你们竟然还想将军队搅扰得无序！这种行径，你们究竟意欲何为？
徐向前激动表示：军队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力量，若将军队秩序搅乱，是否还希望依赖这样的基础？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无法胜任，非要让蒯大富这样的人来领导军队吗？
李富春同志，在协助周总理处理生产等日常事务的过程中，频繁与诸位副总理探讨形势，共同研究问题。康生称他为“反党俱乐部主任”。
富春同志言道：“若我再不采取措施，周总理的压力将愈发沉重。既然各位已有此议，那么便着手组织专项审查事宜吧！”
在会议中，我亦曾对他们言明，将干部子女及众多青少年冠以“联动”之名。（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些成员，均为反动保守之徒，遭受打压与迫害。同时，纵容不明真相的年轻一代对他们进行批斗，更有甚者，将他们拘禁。此所谓“不教而诛”之举措，实乃极端错误！你们岂能因着要对付我，便滥用权力，将怒火蔓延至无辜的孩童，将家人牵连其中，对老一辈干部施行残酷的迫害，甚至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二月十六日的午后，恩来同志于怀仁堂再度主持了一场紧急碰头会议，议题主要围绕“抓革命促生产”展开。在会上，谭震林同志向张春桥与姚文元同志提出，要求他们向上海的群众组织发出指示，以确保陈丕显同志的安全。然而，张春桥以需与群众商议为由，现场予以了婉拒。
谭震林同志情绪激动地表示，何谈只是群众？一味强调群众，却忽视了党的领导！舍弃党的领导，整日沉浸于自我解放，这是脱离实际的哲学观点。你们的目的显然是意图排挤老干部，将他们逐一消灭。蒯大富之流究竟能有何等行径？无非是反革命分子罢了。他们竟然公然制作了所谓的“百丑图”，意图将老干部一网打尽。这堪称党的历史上斗争最为惨烈的一次，远甚于任何先前的斗争。
谭震林同志发言完毕。坐牢开除党籍，斗争到底。彼时，他情绪高涨、意志坚定，面对重大原则问题时，立场鲜明，毫不动摇。
陈毅同志继而又言，一旦这些人物登上舞台，必将推行所谓的“修正主义”。在延安地区，个别人虽口头上声称支持主席，实则内心持有不同意见。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便夺取了权力，他掌权后，难道不是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批判吗？未来仍将审视，并将进一步证实。这些言辞显然是对林彪的影射，触及了他们最为敏感的痛楚之处。
余秋里同志亦曾言，如此对待老同志，实难令人接受！面对计委所谓的造反派，若他们不向我致歉，我便无意进行自我反省。
李先念同志说，当前，全国上下正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坦白交代活动。有人质疑：“所谓的‘联动’为何会被视为反动组织？”难道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就会被定性为反革命吗？自《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起，便开启了在广大民众中开展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序幕，导致众多老干部纷纷遭受打击。
恩来同志质问康生。您是否阅读了这篇社论？如此重大的事件，为何不让我们一同了解呢？
在碰头会结束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位同志即刻将老同志们的发言内容以及会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并迅速形成了一份记录，随即上报以供上级参考。
两个月的时光荏苒，四月如约而至。在京城西郊的宾馆内，军委常委会议如期召开。会议期间，话题再次聚焦，常委们围绕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军队中部分高级将领家中遭到搜查，保险柜亦被强行破开，大量机密及绝密文件随之被掠走。面对种种状况，众人心生愤懑，部分同志甚至拍案而起。此事遂演变为“京西宾馆风波”。
上述历史事实昭示，林彪最终沦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并非偶然，这源自他长期秉持剥削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随着其地位的攀升，这种思想非但未得以克服或改造，反而愈发恶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野心终成气候，终成党和祖国的背叛者，终至自毁前程。此乃自食其果，罪有应得。
林彪之乱，作为历史长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蕴藏着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
首先，面对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尤其是那些索求官职与权力者，我们绝不应委以重任，更须严防其跻身于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层。
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本人，对林彪的过往仍有所了解，然而，我们往往过于倾向于往好的方面去想，认为他在党内还是有所贡献的。加之他年轻有为，或许已经改正了错误，因此，我们便对他那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品质和作风放松了警惕，也减弱了斗争的力度。
步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众多资深同志已洞察林彪的野心如同恶性肿瘤般日益膨胀，然而我们当时已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他夺取权力的企图屡屡表露无遗。尤其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与陈伯达狼狈为奸，炮制所谓“天才论”的语录，指挥其死党四处活动，在庐山上制造骚乱。此事，林彪个人野心之暴露，已是再明显不过。遗憾的是，当时毛泽东同志虽然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斗争，但对林彪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结果，被林彪钻了空子，以致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其次，我们务必具备洞察力，洞悉表象背后的实质，辨别那些潜藏于党内的具有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投机分子。
全国解放以后，林彪小病大养，实际上却在那里窥测方向，后来见时机到来，就投人所好，用两面派的手法，以“左”的面目，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例如，他宣传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什么“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开展“四好、五好运动”等等。
他擅长散布谣言，挑拨离间，言辞之间看似合乎逻辑，充满说服力。在那个特定时期，众多同志很容易被林彪所营造的这些假象所欺骗。
实际上，时至今日回顾，他所提出的诸多观点，不过是空洞的“左”倾言论，空洞的政治口号。其真实意图，实则在于运用这些虚伪的手段，竭力赢得信任，以实现其野心勃勃的权力追求。口号声震山谷，然而实际行动却与之大相径庭，摇摆不定，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根本宗旨。对于这类表里不一之徒，我们今后仍需保持高度警觉。
第三，我们必须对那些像林彪一般狂热宣扬个人崇拜的个体保持警醒。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林彪就鼓吹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制造个人迷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亦即众人所熟知的“政变经”之演讲）众人纷纷表示：“毛主席的言论，字字珠玑，其真理之深刻，往往胜过我们万言千语。”
三个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他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无论是否理解，都必须严格执行。”这严重违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即1966年8月31日，他在接见来自各地的革命师生时，首次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此后的多次讲话中，他亦屡屡重申这一声声呼唤。这四个“伟大”，连毛泽东同志自己听了也觉得很不舒服，要求纠正。
1966年9月18日，在《将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升至崭新阶段》的演讲中，他亦曾提及：“毛主席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其成就更为卓越。”这样的说法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相悖。革命领袖在各自的历史时期，都成功解决了社会实践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由于时代、地域、条件各有差异，我们又怎能将他们强行并列，进行无谓的比较呢？
林彪的种种行径，其动机究竟为何，“九一三”事件已为我们揭示了真相。我党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所在。展望未来，我们仍需保持警惕，防范那些鼓吹个人崇拜的势力，防止林彪这类政治骗子再次对党的肌体造成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