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李一氓回忆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等相关历史档案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1年1月，安徽南部茂林地区枪声四起。
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正在奉命北移途中，却突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7个师约8万人的包围袭击。
这场被称为"皖南事变"的悲剧，血战七昼夜后，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
作为新四军秘书长兼军法处长的李一氓，是这场悲剧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他在事变结束后不久向延安发出的7份详细报告，成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在他的讲述中，这场看似偶然的军事冲突，实际上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陷阱。
当李一氓死里逃生抵达香港后，立即将这些真相电告延安，震惊了整个中共领导层......
【1】国民党的"北移"阴谋初露端倪
要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必须回到1940年的政治背景。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国共两党的摩擦日益激烈。
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代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李一氓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这个所谓的"北移"命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阴谋色彩。
国民党方面表面上是要求新四军配合抗日大局，实际上却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1940年12月下旬，国民党军调集了7个师约8万人的兵力，在皖南茂林地区秘密部署。
与此国民党还故意泄露新四军即将北移的消息和北渡的路线，使日军加紧对铜陵、繁昌、无为之间长江的封锁。
这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的真实意图绝非简单的军事调防。
【2】新四军领导层的致命分歧
更让人痛心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新四军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李一氓在报告中毫不掩饰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副军长项英作为新四军的实际决策者，在面对国民党的北移要求时表现出明显的犹豫不决。
他既不愿意完全按照国民党的要求行事，又不敢公然违抗命令。这种摇摆态度让新四军失去了最佳的应对时机。
军长叶挺则主张坚决执行上级指示，认为既然已经答应了北移，就应该说到做到。
这种军人的率直，在那个充满阴谋的年代却成了致命弱点。
李一氓特别提到了1940年12月的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
会议决定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走星潭、三溪、旌德、郎溪，沿天目山前往溧阳，待机北渡。
这个决定虽然经过深思熟虑，但已经为悲剧埋下了伏笔。
【3】1941年1月4日：踏上不归路
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分3路开始北移。
在叶挺、项英率领下，部队从云岭驻地出发，冒着倾盆大雨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李一氓清楚地记得那个雨夜的情况："部队情绪高昂，大家都以为很快就能顺利过江到达苏北。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1月5日，部队到达茂林地区集结，并在这里休整一天。
1月6日下午，当部队继续前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
战斗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新四军指战员在仓促应战的情况下，仍然电询国民党当局这是否属实。
但蒋介石诡称已电顾祝同查询真相，实则密令各部切实执行其"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毒计。
李一氓在回忆中披露，1941年1月下午，新四军在百户坑召开了一次决定命运的关键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叶挺和参谋处先后提出3个突围方案，但项英却表现出了致命的优柔寡断。
更令人震惊的是，就在这个最需要团结指挥的关键时刻，1月8日深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人竟然中途离队。
李一氓在给延安的第三号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他坦承自己当时的犹豫和最终的选择。
当项英等人分手离队后，新四军的指挥体系彻底陷入混乱......
【4】1941年1月7日：百户坑会议的致命决策
李一氓在给延安的第五号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这次决定新四军命运的关键会议。
1月7日下午，当新四军各部在星潭附近遭到阻击后，项英在百户坑主持召开军部紧急会议。
叶挺在会上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甚至再南出祁门、景德镇；第二，集中主力打出星潭去，冲出包围圈。袁国平认为第一个方案可以考虑，但项英反对，认为政治上说不过去。
李一氓在报告中写道："会议情形并不顺利，反复讨论而项本人则无具体意见，但又反对别人意见。"
最后叶挺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项英最终决定部队"7日午夜撤退"，放弃攻打星潭的计划。这个决定成为整个皖南事变的转折点，新四军从此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
【5】1941年1月8日深夜：领导层的致命离队
1941年1月8日深夜，就在新四军处于最危急时刻，项英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带着袁国平、周子昆等人离开部队。
李一氓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在给延安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
李一氓回忆："晚10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
开始李一氓还以为是要找地方开会，但很快就明白了项英的真实意图。
袁国平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子昆自语说他没带钱，李一氓这才恍然大悟，项英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脱离大部队进行小股游击。
李一氓当即表示不同他们走，并追问项英是否叫过叶挺，项英反答叫了他不来。
最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带着少数警卫员离开了部队，留下李一氓另想办法。
这次离队事件，对新四军的指挥体系造成了致命打击。
【6】1941年1月12日：最后的电台与突围
1941年1月12日，是皖南事变的第七天，也是石井坑保卫战最激烈的一天。东流山等制高点相继失守，新四军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当天深夜，叶挺下令分散突围。
作为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在电台向延安发出由叶挺署名的最后一份电报后，亲自命令电台台长将电台设备彻底砸毁，又目睹机要员销毁全部密码本。
李一氓回忆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等我摸黑爬上山坡时，发觉已和军部其他人员失去联系，平日归我直接领导的机要人员也都散了。"
为了安全起见，他在一个树林里的茅草丛下挖了一个坑，忍痛将一些极其珍贵的重要文档埋了进去，其中包括伟人1937年给他的亲笔指示信、1938年叶挺因与项英矛盾离开军部时写给他的长信，以及他本人的长征日记。
1941年1月，新四军皖南部队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阵地全部失守。
除了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捕。
军长叶挺冒着生命危险下山与国民党军108师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李一氓忍饥挨饿地在几个山沟里辗转隐蔽了好几天，后来遇到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和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以及教导队的两个下级干部，于是这5个人便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小的团队。
他们在泾县山区埋伏到1月下旬，与一户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民取得了联系，最终设法突围。
经过艰难的跋涉，李一氓穿越皖、浙、赣、湘、桂、粤六省，历时一个多月，于1941年2月到达香港，与中共驻港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