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好文激励计划#1962年的那个夜晚，邓子恢兴冲冲地赶到中南海，想要说服毛主席支持包产到户。谈了整整一夜，老人家最后只是勉强说了句”可以小范围试一试”。
没想到几个月后，北戴河会议上气氛就变了。毛主席直接开炮：“搞了几千年小农经济，还要搞吗？”那句”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听着挺刺耳，当时在场的干部都懵了。
土改完成后的新问题
1953年，全国土改基本结束。3亿多农民分到了7亿亩土地，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可问题也跟着来了 - 小农经济的老毛病又犯了。
你想想，一家几亩地，靠人力畜力，用的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农具。遇上个天灾人祸，立马就得讨饭。更要命的是，有些农民开始琢磨怎么发家致富，农村又有了分化的苗头。
毛主席看得透彻。他早在1929年就说过，绝对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是有根据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搞起来的。1951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看着挺顺当，可实际操作起来问题不少。
1958年的狂飙突进
人民公社一出来，那架势真是不得了。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就改组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以上的农户都参加了，这速度快得让人咋舌。
可是”一大二公”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锅饭吃起来，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的积极性哪儿去了？加上那些年的浮夸风、共产风，农业生产受了不少冲击。
到了1961年，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安徽的曾希圣坐不住了，开始琢磨搞”责任田”。这老兄也算是毛主席的老部下，当年搞密码破译那是一把好手，治理淮河也有功劳。
安徽的大胆试验
曾希圣胆子够大，1961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直接跟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时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这话给了曾希圣很大鼓励。
安徽的”责任田”试验效果确实不错。农民有了干劲，粮食产量上去了。7月毛主席路过蚌埠，曾希圣又汇报了成绩，主席还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可以普遍推广”。
但是好景不长。毛主席心里的疑虑越来越重。
邓子恢的力推与碰壁
邓子恢这个人，搞农村工作是把好手。看到安徽的成效，他兴奋得不行。1962年夏天，各地包产到户的势头很猛，邓子恢觉得时机成熟了。
7月的那个夜晚，邓子恢带着农村工作部的几个人进了中南海。他们准备了一大堆材料，想说服毛主席全面推广包产到户。谈了一通宵，毛主席最后勉强同意”小范围试一试”。
邓子恢以为胜利了，没想到这是个陷阱。
8月北戴河会议，气氛完全变了。毛主席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包产到户搞了几十年了，还要搞吗？”他甚至把包产到户和波兰的”自由化”联系起来。
邓子恢不服气，据理力争。两个人争论得很激烈，最后不欢而散。毛主席后来还跟人说，在争论中被邓子恢”训了半天”。
毛主席的深层考虑
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绝不是一时冲动。他的考虑很深远。
第一个担心就是两极分化。毛主席深知农民的”发财观念极重”，一旦放开单干，肯定会有人想方设法积累财富。用不了多久，农村就会重新出现富农和雇工，这不是又回到旧社会了吗？
第二个考虑是工业化的需要。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这钱从哪儿来？只能靠农业积累。分散的小农经济根本满足不了这个需求。
毛主席说得很直白：“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上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第三个考虑是制度问题。在毛主席看来，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根基还不稳，这个时候搞包产到户，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吗？
集体主义的制度优势
毛主席坚持集体经济，不光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更看重集体经济的实际优势。
集中力量干大事，这是小农经济做不到的。修水库、建农田、推广新技术，哪一样不需要统一组织？一家一户的小农，能搞得了这些吗？
防止两极分化，这也是集体经济的长处。在集体所有制下，土地、生产资料都是集体的，个人再能折腾，也翻不了天。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重新出现地主富农的可能。
毛主席还强调过：“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这话听着有点虚，但仔细想想还真有道理。一个人再聪明，能比得过一群人的集体智慧吗？
争论的激化与结局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彻底摊牌了。他直接点名：“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同志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这话够狠的。邓子恢这个搞了几十年农村工作的老革命，被扣上了”资本主义专家”的帽子。随后，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邓子恢也被调离了农业口。
曾希圣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省委书记，因为支持”责任田”也受到了批评。安徽的试验就此终止。
包产到户在1960年代的短暂复兴，就这样被掐死在摇篮里。
历史的另一个答案
时间跳到今天，河北晋州有个地方叫周家庄。这个地方很特别 - 它是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人民公社。
1982年包产到户全面推开的时候，周家庄的村民进行了一次投票。结果让人意外：全村只有两个人赞成包产到户，其他人都选择继续走集体化道路。
40多年过去了，周家庄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2013年，这里的人均纯收入达到14104元，比全国农民平均水平高出不少。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村民享受着11项集体福利，住房、医疗、养老都有保障。
周家庄现在有1万3千多人，没有一个外出打工的。在中国农村普遍”空心化”的今天，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这个地方有近2万亩规整的农田，分为5个生产基地：1万亩小麦良种繁育基地，4千亩葡萄基地，3千亩梨果基地，2千亩苗木基地。产业涵盖农业、工业、建筑、商业、畜牧、旅游等各个领域。
集体积累有几个亿，还有1亿多的风险基金。这些数字背后，是集体经济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现实的思考
周家庄的成功，让人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的判断。他担心的两极分化，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确实出现了。他强调的”集中力量干大事”，在周家庄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当然，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历史的发展有其复杂性，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不同的政策选择。但周家庄的实践至少说明，集体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毛主席当年说的那句”搞了几千年小农经济，还要继续搞下去吗？“现在听来别有深意。也许，他看到的确实比当时的人更远一些。
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在包产到户取得巨大成功的今天，周家庄的存在提醒我们：路不止一条，选择可以更多样。
毛主席的”高瞻远瞩”，究竟体现在哪里？包产到户与集体经济，到底哪条路更适合中国农村？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你站在哪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