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6年10月15日起，正当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三支主力部队即将迎来胜利会师这一欢欣鼓舞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亲笔撰写了一封书信，致于当时年仅26岁的红军第二方面军红6军团（亦称红6军）军团长陈伯钧。信中言道：
伯钧同志：
欣闻你在红军六军中展露才华，实为我国革命之幸！身体安康否？战友们无不牵挂。我们这边一切安好，期待不久的相聚，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谨致革命敬礼！
十五日，金秋十月。
在信函中，毛泽东赞誉部将为“红军庆得干才”，这不仅彰显了他对该“年轻老井冈”的深厚认可、无间的关怀以及深切的思念，亦折射出陈伯钧与众多红军将领同具的血战风采，亦拥有其独树一帜的传奇荣耀。
一、怀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追随毛泽东的脚步踏上井冈山，共同投身于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与开拓。
陈伯钧，源自四川达县，1910年11月诞生于一个耕读世家。自幼深受传统家教的熏陶，他崇尚正义，心怀报国志向。在中学时期，他接受了革命先驱萧楚女所传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共产主义抱有深深的向往。1926年，他考入黄埔军校六期（武汉分校），并在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教导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坚信唯有共产党方能拯救中国。翌年5月，他投身于叶挺指挥的北伐战争，在革命低谷、面临被屠杀的危机之际，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加入党组织。尽管家中的父兄以母亲病情危重为由，劝其归家，但他坚决拒绝，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共产党的事业，为革命献身。
1927年8月，陈伯钧曾急切地从武汉奔赴江西，以期参与南昌起义，然终未如愿。转至同年9月9日，他投身于毛泽东所率领的秋收起义。毛泽东对陈伯钧远大的抱负及过人的智慧、勇气与胆识，深表赏识。
1933年8月，陈伯钧胸前闪耀着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级红星奖章。
1927年秋季，毛泽东领导着经过三湾改编的700余英勇战士抵达井冈山脚下，向山上的绿林领袖袁文才发出了一封诚挚的书信，旨在寻求合作之路。袁文才以“片林不栖大鹏”之喻巧妙婉拒，继而表达出渴望派遣人员协助他进行训练的愿望。毛泽东遂挑选出政治坚定、军事才能卓越的共产党员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三人前往。三人抵达后，凭借他们坚定的信念与质朴的气节，迅速赢得了绿林兄弟们的敬佩与信任。毛泽东亦不时与袁文才促膝长谈，并向众人讲述《封神榜》中土行孙上天入地的神奇传说。陈伯钧从中受到启发，深刻领悟到我们共产党人亦具备上通天道、下接地气的非凡能力，这更坚定了他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绿林大众的决心。到了1928年二月，袁文才部与王佐部正式合并，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自此熊熊燃烧。
1927年12月，革命军一团攻克茶陵县城，随即遭遇敌军重兵的反攻。团长陈浩对革命事业产生动摇，强迫部队弃城撤退。当时正在休养脚伤的毛泽东闻讯后，立刻率领陈伯钧等人赶去追捕。在陈伯钧等人的严密保护下，毛泽东一行迅速追上了部队，核实了叛逃的罪证，并将其当场逮捕。夜幕降临，毛泽东指示陈伯钧火速采取捷径，将密信送达永新县委，做好迎接准备。随后，毛泽东将主力部队安全带回，对叛逃的团长进行了枪决，成功化解了红军初创时期的一场重大危机。
汲取茶陵之鉴，毛泽东同志致力于强化干部培训，遂创立红军干部教导大队，委派黄埔四期的吕赤同志担任大队长，陈伯钧同志则担任副大队长并兼任党支部书记，同时，陈士榘、张令彬等同志担任区队长及教员。陈伯钧同志不仅传授军事技能，还注重政治教育，致力于将革命理想与牺牲精神深深植入学员的心田。第一期教导大队历时三个月圆满结业，培养出百余名火种，他们迅速在各处点燃革命的火焰，使教导大队成为全军院校的摇篮。
杨立三、陈伯钧、毛泽东、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以及谭政，而站在最右侧的是贺子珍。
1928年三月，陈伯钧因修理枪械不慎引发走火，不幸导致吕赤先生不幸遇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处分，随后他被调至一团担任副连长一职。陈伯钧同志秉持着革命精神和拼命干劲，在参与掩护朱德、毛泽东胜利会师的这场关键性战役中，表现卓越，赢得了功勋。
1928年5月，陈伯钧担任红31团1营1连连长。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红31团于永新周边地区，采取四面包围的游击战术，与敌军11个团展开了为期25天的周旋。陈伯钧所率领的1连始终紧随毛泽东，与敌军浴血奋战至最后一刻。在此过程中，他初步领会了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众开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在激战中，陈伯钧不幸大腿重伤，被紧急送往井冈山疗伤。翌年1月，敌军重兵压境，进犯井冈山，陈伯钧不幸被捕入狱。尽管遭受严刑拷打，他依旧坚贞不屈，最终在党的营救下重获自由。1929年5月，他被任命为红4军驻吉安代表处代表，同时担任赣西红军第3纵队参谋长，后又被委以赣西临时行动委员会书记的重任。他在赣西各县开展游击战，注重在扩红的同时建立红色政权，使得根据地迅速发展，赢得了赣西特委的高度赞誉。
1930年1月，陈伯钧肩负重任，担任红6军第1纵队的参谋长。他指挥若定，勇往直前，身先士卒，在追击敌人的战斗中，右腿不幸再次遭受重创。同年7月，赣西南特委组建红20军，陈伯钧被任命为军参谋长，同时兼任2纵队的政治委员。10月初，他接到命令，率部攻打吉安，在激战中，他的右腿第三次受伤。尽管如此，他带领部队最终与兄弟部队会合，攻克了吉安县城，从而将赣闽红色政权连成一片。那时，红军内部一度弥漫着“红旗能否持久”的悲观情绪。然而，陈伯钧坚信，凭借真理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共产党必定能以理想之火，铸就理想之国。
二、凭借舍生忘死的英勇拼搏，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
1930年11月，在首次反“围剿”战役中，陈伯钧担任红7师师长，其部队肩负起左翼主力红3军的先锋使命。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全师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陈伯钧所部仅凭一个团的兵力与装备，顽强地抵御了敌张辉瓒师四个团的多波反攻与突围。从拂晓至午后四时，激战正酣，我军对敌造成重大杀伤。总攻号角吹响后，红军两大主力部队左右夹击，共歼敌九千余人，并生擒敌师长张辉瓒。随后，我军继续追击谭道源师，俘虏敌军三千余人。
1931年四月，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总部部署了战斗力强劲的红7师以及红12军35师的一部，由陈伯钧统一调度指挥，负责阻击实力不俗的蔡廷锴第19路军；同时，集中各路红军力量，全歼战斗力较弱的第5路军。陈伯钧运用了主力正面防御与赤卫队侧面袭扰的战术，使得蔡廷锴的第19路军难以寸进，确保了白云山主战场的首战告捷。随后，他随全军一同，展开了五百余里的扫荡战，将残敌驱逐。
于1931年7月，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激烈战役中，陈伯钧率领红7师与红3军并肩作战，凭借着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凭借其非凡的智慧和勇敢，在南北敌军之间约10至20公里的广阔空隙中不断穿梭穿插，灵活机动地大量消灭敌人。在围剿军四处扑空、力竭撤退的关键时刻，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成功截击并歼灭了一个敌旅。同时，他们还追击并消灭了韩德勤师及蒋鼎文师的部分兵力。
1932年7月，陈伯钧受命担任红15军军长，率领部队火速奔赴水口战场，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勇猛地向敌人发起攻击。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实属罕见。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最终将敌人全线击退。
1932年10月，陈伯钧因坚定支持毛泽东的作战策略，遭到了“左”倾领导者的免职，失去了军长的职位。翌年1月，面对第四次“围剿”的严峻挑战，他被委以重任，担任红5军团的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交代：“你身为井冈山的老同志、老党员，在军事决策上须多承担责任。若战事顺利，功劳归于董振堂；若战事不利，责任便在你我之间。”陈伯钧协助红5军团领导，指挥部队担任右翼作战，成功全歼敌59师，并俘虏了敌师长。随后，三个军团紧密协作，合力击败了被称为王牌的第11师及第9师一部，击毙了三名团长，缴获了万余支枪械。第四次“围剿”被彻底击破，这一战例成为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典范。
1933年8月，中央政府与中革军委特别嘉奖陈伯钧，授予其二等红星奖章以表彰其卓越功勋。在其个人日记中，他言辞坚定地记录道：“我必须永葆这份荣耀，与敌人战斗至最后一刻。”他深刻体会，这份荣耀意味着英勇的牺牲，为了推翻反动统治，他愿意勇敢地献出生命；唯有结合正确的战术与牺牲精神，红军方能战无不胜。
三、秉持大局为重的坚定党性，在面对紧急与危难之际，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承担责任。
1933年下半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陈伯钧曾向总部致信，详述了自己对反“围剿”战法的见解。然而，他的提议未能得到“左”倾领导层的重视，反而再次遭到了免职的处分。10月初，他被任命为红13师师长。在此期间，红军各部队在“左”倾领导者的指挥下，陷入被动局面，频繁遭遇紧急战况。到了1934年3月，敌军从北、东两路同时发起合围，敌东路军以猛烈的炮火猛烈攻击红1师的阵地。陈伯钧接到命令，率领红13师与兄弟部队紧急驰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四处逃窜。因此，红13师被中革军委誉为“坚师”。
1934年10月，随着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红5军团肩负起保护整个部队的重任，其下辖共有两支师级部队，分别是红13师与红34师。
“此乃关键时刻，关乎中国革命的命运，望你们下定决心，将部队安全渡过湘江。”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陈伯钧立即下令部队争分夺秒，火速向江口进发。他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了重伤员，自己身先士卒，率领部队急行军超过60里，于12月1日拂晓抵达江边。渡江后，敌人的封江炮火立刻响起。红1军团在湘江西岸与围截的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以掩护全军顺利渡江。陈伯钧不负中央重托，带领第13师全体官兵以及所有收容的落伍士兵，按时成功渡过湘江，为革命保留了大批骨干力量。
1937年5月15日，红二方面军几位将领合影留念。从右至左依次为陈伯钧、关向应、王震。
1934年12月16日，陈伯钧再次被任命为红5军团的参谋长。翌年初，因腿部伤势加剧，他于遵义接受了手术以治疗伤患。对于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陈伯钧心中充满喜悦，即便伤势尚未完全愈合，他也毅然决然地返回5军团，肩负起掩护军委纵队以及全军四渡赤水、急速渡过乌江的重任。5月4日，军委下达命令，要求红5军团全力护卫全军抢渡金沙江，并严令坚守七天，若遭遇敌人截击，便在云南开展游击战。陈伯钧与军团长一同指导部队，决心以鲜血和生命之代价，坚决完成党中央交付的崇高使命。他指挥全军将士激战五日，直至3军团和1军团于5月9日拂晓全部成功渡过金沙江。在长征后卫的岗位上，红5军团建树了显著的功勋。陈伯钧也因此被誉为“红军的铁屁股”，享誉全军。
四、秉持着高度的政治觉悟，我们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图谋。
1935年7月21日，陈伯钧肩负重任，被任命为会师后的四方面军红9军参谋长。不久，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同时北上，然而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停滞不前，坚决南下，企图通过分裂党和红军来实施其阴谋。陈伯钧敏锐地察觉到张国焘军队中的异常变动。9月7日，他前往张国焘处，甫一落座，便听闻有人擅自议论军内纠纷，肆意诋毁一方面军的反“围剿”和长征的胜利。陈伯钧闻言，义愤填膺，当晚奋笔疾书，一气呵成给张国焘的意见书，次日便亲自前往张国焘处，激烈地驳斥了部分同志的错误观点和立场，迫切要求立即予以纠正。当张国焘提及“中央政治局亦有许多争论尚未彻底解决，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由上至下予以纠正”时，陈伯钧立刻断定，军中出现的分裂言论均系张国焘有意散布，其目的在于否定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所言的“彻底解决”，实则是指依靠其人数和装备优势，公然向党争权。想到近日军中的种种异动，陈伯钧深感事态严重，面对如此重大事件，他不愿屈服于逆流，毅然决然辞去了要职，以示坚决的抗争。
9月9日，陈伯钧未能找到张总政委，直至9月13日，方才得以与张国焘等人见面。未及落座，便有一位同志怒斥道：“敢有谁反对张总政委，必将自食恶果”，随即对陈伯钧展开了激烈的质询。陈伯钧以铁一般的事实为证，逐一揭穿张国焘所散布的分裂谬论。他特别强调，正是“左”倾领导所犯的错误路线，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是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使得红军得以浴火重生；将“左”倾领导的错误完全归咎于新的中央领导，实属不公；试图以此否定新生的中央领导，制造分裂，实为不得人心之举；一、三军团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全力北上，实属正当之举；指责他们为右倾逃跑，实属无稽之谈！反之，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决议，脱离党的正确领导，逆道而行，实无出路。在场众人听闻真言，多有觉醒，唯有张国焘面露愤怒，随即命令陈伯钧暂时返回总部。此后，陈伯钧被调至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担任教员。
1948年11月的尾声，萧劲光率领部队成功进入关内，在此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将领汇聚一堂，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合影。照片中，自左至右依次为聂荣臻、萧劲光、陈伯钧。
1936年二月，张国焘南征受挫，损失兵力近半，这场惨痛的失败让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深刻认识到张国焘南下的战略误判。就在这时，党中央传来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主力红军应向西北及北方进军。”在党中央的坚定斗争和不懈劝导下，张国焘最终被迫同意北上。1936年2月16日，陈伯钧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参谋长。同年七月，陈伯钧升任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的军团长。九月，张国焘再次反对北上，不顾朱德的意见，擅自调动部队企图西渡黄河，但遭到了陈伯钧的坚决反对，陈伯钧与朱德联名致信张国焘，请求其停止西渡行动。任弼时对陈伯钧始终对党的政治路线忠诚不渝的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陈伯钧本人也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关乎全局，而党的领导核心的稳固与否更是至关紧要。
五、秉持对党的无限忠诚，永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昂扬斗志与坚守正道的骨气。
“由于摩托学校的司机拒绝载送袁会计前往延安领取公款，态度蛮横且争吵不休，尽管我劝告无效，愤怒之下，我还是失手打了司机一巴掌，真是鲁莽至极！”毛泽东很快得知了这一事件，于19日立即通知陈伯钧前往延安，并先后与他进行了三次深入的谈话。毛泽东从原则的高度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同时耐心地进行了教育，让他暂时推迟前往前线，转而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陈伯钧坦荡无私，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入学后，他结合自己的错误进行深刻反省，深入领会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片面与全面、局部与全局关系的教诲，深刻理解了尊重客观、爱护群众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下定决心从根本改变自己的性格，克制冲动；铭记“用心若镜，与物为春”的古训，努力成为一个深沉稳重、不轻易发怒、注重方法和策略的人。在党校学习期间，他还根据对日作战的实际需要，撰写了《游击战术的袭击与埋伏》一文，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后得以发表。
党校结业后，陈伯钧荣获任命，担任抗大训练部部长一职。他将全身心投入抗大的教育训练以及“三八”校风的培育之中，展现出忘我拼搏的精神。随后，他被委以重任，成为抗大二分校的校长，深入战火纷飞的前线办学，致力于加速培养前线干部。抗大二分校因此被誉为“干部摇篮，抗战堡垒”，深受晋察冀军民的赞誉。1939年9月，他率领学员们紧密配合120师358旅，在陈庄战役中取得了被誉为抗日战争敌后模范歼灭战之一的辉煌胜利。
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点将，陈伯钧先后被任命为延安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以及保卫延安的129师385旅副旅长。到了1945年8月，他又被委以重任，担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副参谋长。在这期间，他在保卫党中央的关键岗位上，不懈努力，致力于将部队打造成党中央可以信赖的钢铁之师。
随着解放战争的拉开序幕，陈伯钧毅然请缨，投身东北战场，率领800名干部英勇作战。1948年5月，他被任命为第1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与司令员萧劲光紧密协作，严格执行毛泽东的作战策略，助力辽沈战役，谋略长春之战，赢得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誉。紧接着，他率部入关，围困平津，确保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并成功改编了傅作义部队。此后，他又主动兼任45军军长，挥师湘桂。在赫赫有名的衡宝战役中，他肩负重任，统一指挥12个作战师，全歼白崇禧主力2.9万余人，此战例被载入史册，并受到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专访。随后，他领兵剿匪，共歼敌20余万，彻底根除了长达百年的匪患，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再次书写了他人生中的辉煌篇章。
新中国成立之际，陈伯钧受命协助刘伯承元帅共同创立南京军事学院。他从担任训练部副部长起步，迅速解决了学院初创时期的教材匮乏和教员短缺两大难关。在汲取苏军现代化作战的宝贵经验时，他严格遵循刘伯承的指示，既抵制生搬硬套，又避免闭门造车。1952年，受刘伯承委托，他带领学院见学团深入抗美援朝战场，实地考察，整理出具备现代化战争特征的全面作战经验。在持续改进与提升的过程中，他逐步探索出一条既满足现代化作战需求，又贴合我国军队建设实际的教学新路径，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中高级指挥人才。在教学过程中，他以丰富的实战经验为基石，科学而深刻地总结阐述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核心要义及其决定性的指导地位，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全军范围内深入人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庆祝国庆70周年的庄严时刻，我的小女儿陈稚勉手捧父亲陈伯钧的遗像，昂首阔步，加入了致敬方阵，一同穿越了天安门广场。
从1958年至1962年，在遭受反“教条主义”的错误批判中，陈伯钧坚持实事求是，抵制过“左”做法，坚守正确方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无端诬陷和严重迫害，他坚守真理，奋力抗争，尽力保护上级领导及同级、下级战友，在重病中写下40余万字的申述材料，不为己悲，乐向未来，坚信正道必胜，党的事业必然兴旺发达。
“陈伯钧同志的卓越成就，将永载史册，永不磨灭。”
